您现在的位置是:天主教在线 > 教会文献 > 教会资讯 >

浅谈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2020-04-01 11:02:13教会资讯 人已围观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会议》上作重要讲话强调: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

文前导读:

我们领圣体后, 耶稣存留多久?

全球天主教人数呈增长趋势,2018年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8%

梵蒂冈中文网页3月19日问世

5月24日进教之佑圣母瞻礼:特别为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祈祷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会议》上作重要讲话强调: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作为一名在基层爱国会工作的教友,现谈谈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体会:

一、天主教中国化的法典依据

(一)梵二会议精神

梵二会议以“教会的自我革新”和“基督徒的合一”为主题,提出“适应时代形势”的口号,掀起了罗马天主教在当代的革新运动,被称为“天主教现代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梵二会议的革新涉及到天主教神学的革新、礼仪的革新、教会自身组织机构的革新以及教会对其他宗教态度的革新等诸多方面, 即从组织上开放教会,开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包括教会内部教廷等高层组织对地方教会、主教、神父和平信徒的开放;从思想上开放神学,目的是吸收当代各种哲学思潮和科学技术的成果,使神学得到丰富和实现适应当代社会的现代化;从教规上开放《圣经》,破除了不准信徒在没有神父指导下自行读经的禁令,不仅可以使信徒熟知《圣经》从而加固其信仰,也可以扩大《圣经》在社会上的影响,在体制上重申主教具有治理所辖教区的全权;在教义上,接受现代圣经的研究成果,承认《圣经》具有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允许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诠解福音,举行礼仪,即“本地化”或“中国化”;在教育上,强调神职人员的培养应适应时代的变化,使之熟识当代的哲学思潮和科学发展,并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来充实其教义神学和牧灵神学。并且,“金字塔”型管理模式被“同心圆”型的教会服务模式所替代,提出“天主的子民”,确认教会不是一个等级社会,也不是一种世俗的统治,而是一种服务性的团体,为“天主子民”工作的组织。对教会实行“共同管理”,给予地方教会一定的自主权,实行教会各阶层的平等,地方教会应该适应本地情况,发挥地方教会的自主性,实现教会本地化。这些精神,为中国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按照梵二会议精神,全世界已从原来全球统一用“拉丁语”举行弥撒改为了用当地语言举行弥撒,从1989开始,中国已用中文举行弥撒,现在,中文弥撒在全国范围内已得到普及,并且,实现了从“望弥撒”到“共同参与弥撒”的转变, 推行中文弥撒30多年来,中国化方向得到全国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们的普通认同。

  

(二)、天主教中国化的神学依据

1. 从教会的本质性使命看天主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谷16:15),是使徒们在耶稣升天时从主领受的使命,它也成为教会存在的首要条件,到普天下去,普天下是由不同的国家、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又有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传统,要去普天下传播福音,即传播基督的爱和得救的佳音。五旬期那天(教会诞生之日)圣神赋予信徒们履行这一本质性使命的能力,其中尤为凸显的是语言特恩。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是赐予初期教会这一特恩的同一个圣神对中国教会提出的要求,要求中国的信徒们从本民族所熟知的话语(包括礼仪形式、教堂建筑风格、文学载体、艺术表达等)传递信仰信息,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实现“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格前9:19)的发展理念贯穿天主教整个发展过程,使基督信仰走出巴勒斯坦,走向外邦,并最终走向全世界。“教会犹如一身”:“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格前12:12),“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反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 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格前12:25-26),“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格前9:16)。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路20;20-26)。“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罗13:1-2)。伯多禄前书第二章13节也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惩罚作恶者,奖赏行善者的总督;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伯前2:13)。圣保禄宗徒承认合法权力来自天主,身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尽公民的义务。这些圣训就是天主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2.、从“道成肉身”的启示看天主教中国化的合理性

基督宗教的信仰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天主在基督内启示自己。圣经指出耶稣基督是天主最圆满的启示。在“道成肉身的行动中,他由神性走向人性的异域,通过摄取人性基督的二性共存于‘子’的位格中。于是道成肉身寓居在我们中间。”(若1:10),天主教最基本的十二项信条之一:“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基督是人类历史境遇中实现了天主的救赎工程,这一信仰基础决定了教会团体必须深刻理解天主的行动以及使自己的行为倾向与天主的行动相一致的必要性,要求基督徒在现实生活处境中不断地用信仰见证诠释天主子降生的奥迹。天主教中国化对于天主教而言是信仰处境的基本要求,是“道成肉身”的延续与再现。耶稣基督为了人类的得救,降生成人,取了人的身体和灵魂,以人的姿态来到人间,把天主救世的信息带给人类,圣言成了血肉,生活在我们中间,以此证明教会的存在于世、深入世俗生活实属必要,这就是中国化的信仰示范,中国化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继续。

3.从福音对律法的扬弃找到天主教中国化的新途径

耶稣基督和保禄综徒首先开始了“本地化”的传教神学。保禄宗徒注重向外邦人传福音,无论他走到哪里,就将福音的种子撒到那里。他特别强调不同的民族要彼此接纳;苦口婆心地讲道,宣讲连今天的我们都难以做到的“多元化”。他为了传播基督福音,成为第一个懂得“适应”者,他灵活的方法、变通的策略,是向外邦人福传的第一人。他的神学思想体现在“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一些人”。他不在一些礼仪上去约束人,为外邦人豁免了当时犹太人严格遵守的割损礼,使得更多的外邦人领洗入教。众所周知,犹太教是基督宗教的摇篮。宗徒大事录记载,正当新兴的基督宗教充满活力向非犹太地区广泛传播时却出现了来自同源宗教的藩篱。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新受洗的非犹太基督徒是否和犹太人一样行割损礼。这一问题严重困扰着初期教会,它既影响到初期教会的生存与发展,更涉及到耶稣救恩是否完整、彻底与普遍的问题。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上宗徒们做出了正确决定,宣告基督福音不是犹太传统和梅瑟法律所能束缚与限制的,相反,福音为人类的得救是必须且充分的 (宗十五),“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弟前2:4),从此打破了犹太法律外壳的禁锢,给世界接纳基督福音创造了条件。正如圣保禄宗徒致迦拉达书提到:“在基督耶稣内割损或不割损都算得不什么,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 (迦五:6),两千多年来教会始终在以传福音为最高原则的前提下不断自我嬗变去适应不同文化才展现出普世的风貌。中国教会中国化是在扬弃历史中人为强加在信仰上的枷锁,追本溯源让福音信息借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载体释放给世界以丰富普世教会的文化内涵,同时使中国化的天主教产生铸就中国梦的正能量。

二、天主教中国化的艰辛历程

天主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从一踏入中国的土地,就已充分意识到了教会“本地化”或“中国化”的紧迫和必要。从唐朝贞观年间来华的景教,到元朝时期的北京首位大主教蒙高维诺,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利玛窦等传教士,无不努力地学习中国文化,谦卑地融入中国社会,尽力以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来表达和传播基督信仰,走过了教会“中国化”极不平凡的艰辛历程。纵观千年的传入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哪个时期的教会注重尊重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也就是走适应本地文化社会,走教会中国化的道路,那个时期的教会就会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十三世纪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蒙高维诺来到元大都,并获准在北京传教,他做出了一系列“本地化”的尝试。他首先是学习蒙古语文,并将部分圣经(新约)翻译成蒙古语;他向儿童们讲授要理;成立唱经班,修建教堂,孟高维诺的本地化努力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有6000多人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然而,由于孟高维诺只注重在蒙古上层传教,所以元朝覆灭后,天主教也几乎随之消失。

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再次把天主教传入中国。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尝试将基督信仰融入晚明时期的儒家文化,他采取了一系列“适应”的策略,走教会“本地化”的道路。这里的“本地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化”。首先,利玛窦在未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就在澳门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先在装束上扮成僧人,后改穿儒服,并广泛结交贤士。在北上途中,利玛窦完成了著名的中文著作《天主实义》。该著作是利玛窦把福音融入中国文化最好的例证。可以说《天主实义》是一部用本地语言,即用汉语论述天主教信仰的神学著作,康熙皇帝对天主教在华传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并且,于1692年3月22日发布“宽容敕令”,公开解除禁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康熙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曾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律诗,名曰《基督死》,人称《康熙十字歌》:“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充分说明当时康熙皇帝对天主教认知和对“利玛窦规矩”的认同,因此,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廷重臣接受天主教信仰,为教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去世后,后来的传教士抛弃了利玛窦以适应为主的“本地化”传教路线,否定利玛窦允许中国基督徒尊孔祭祖的传统习俗,禁止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上帝”等词语来表达西方天主教的“神”,生硬地主张以拉丁文“Deus”之音译“徒司”来称呼“天主”。这一本来是文化、礼仪层面的争论,最后竟上升为信仰以及教权和皇权的分歧和争论,导致康熙皇帝震怒之下,于1721年1月宣布禁教,除非接受“利玛窦规矩”,否则一律驱逐出境。“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遭受了重创。从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历史(从“宽容敕令”到“禁教令”)告诫我们:坚持中国化方向,才是中国天主教必由之路。

三、天主教中国化的探索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失去了在中国特权的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和利用潜伏的反革命份子疯狂对我新生人民政权进行破坏和颠覆。当时的梵蒂冈教廷也错误的估计形势,散布种种谬论煽动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反对新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以“超级绝罚”相威胁。教廷公使黎培里就向四川天主教8个教区传发反共“通谕”、“命令”和“公函”,禁止天主教信众参加土地改革和共产党组织的一切活动,成立所谓“青年抗苏反共救国团”,制定潜伏的“应变”计划,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梵蒂冈教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天主教爱国神长教友的极大愤慨,对梵蒂冈教廷企图把中国天主教推向与中国人民为敌、与民族背离、与中国政府对抗的绝路,深感痛心和失望,爱国意识开始苏醒,逐步认识到爱国是天主的诫命,爱国无罪,无罪不受罚,有罚不是来自天主。为了不违背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为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1950年11月30日,王良佐神父带领四川广元天主教教友率先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宣布“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以顺应中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与全国广大天主教爱国神长共同开创了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开启了中国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与中华民族同命运、与中国社会相和谐的传承和发展的福传道路,为天主教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会自发地开展了天主教神学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全面进行民主办教。民主办教从落地那天起,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受到教会内外的好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民主办教,促进教理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对天主教中国化作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性践行,各地教会的爱国组织和许多平信徒为教会健康发展、树立中国天主教的良好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神长教友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化符合天主教顺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今日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各种宗教信仰相互交流、碰撞,不同的民族以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阐释宗教,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不管什么宗教,在普世范围都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模式。因此,中国化是天主教在古老的中华传统文明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安身立命的基础和保障。
四、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天主教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天主教坚持中国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普遍共识和基本认同,首先要坚持中国化的政治内涵,即坚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教育和引领广大神长教友,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持民主办教,这是天主教真正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其次,积极开展天主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建设,努力挖掘教会历史、圣经的训导,以及教会重大文献中的相关精神,构成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神学思想理论体系,使天主教中国化之路拥有扎实的信仰基础,为广大神长教友真心接纳,并成为外现于形、内化于心的历史必然。

(一)、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政治上的认同

在中国大地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均要中国化,不然,就会“水土不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 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来,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指导思想。

(二)、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对中国国情的认同

必须坚决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主权国家,主权国家是不受其他国家干预或限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国家,当然,包括宗教事务的独立,主权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丧失主权,就会沦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政治保证。信仰无国界,但是,信仰者是有祖国的,作为有信仰的中国公民,具有双重身份,首先是一名公民,作为公民就应尽公民的职责和本分,遵纪守法,作为信仰者,就应遵规守戒,为此,首先,认可中国国情是天主教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国家是教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阳光和雨露,离开了国家,教会就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综观古今中外历史,任何一种宗教,要想在一个国家生根发芽、顺利发展,就必须要与其所在的社会相适应、为其所在的社会认可和接纳。其次,国家支持是天主教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天主教在新中国建立后被梵蒂冈限制和阻挠的情况下,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及时给予鼓励、支持和帮助,使得我国天主教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见证了信仰,坚定了信心,获得了勇气,挺起了腰杆,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宗教房产,恢复开放教堂,建立宗教组织,使得我国天主教在经历“文革”挫折后又获得了新生。近年来,针对我国天主教自养困难的状况,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天主教会加强自身建设,资助维修、建设教堂,帮助改善宗教院校办学和宗教团体办公条件,将教职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天主教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天主教在它所走过的每一个关键阶段,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帮助、关怀,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三是我国天主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兴宗教就兴,国家衰宗教就衰,这也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的客观规律。当一个国家处在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状态下,宗教徒也免不了受人欺辱;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宗教信仰者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新中国建立前,我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国际社会没有半点尊严,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侵略过我国,那时,我们的天主教会在世界上同样也是没有半点尊严,充其量只不过是西方教会的附庸,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元朝,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孟高唯诺以教廷使节身份来到中国,并获准在京城设立教堂传教,这是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从元朝算起至今已有725年,可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真正本地化的中国教会始终未能建立。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旧中国积贫积弱,外国传教士凭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牢牢把持中国教会的大权不放,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神职人员祝圣为主教。利玛窦(1582年)入华传教之后,罗马教廷迫于礼仪之争造成的康熙皇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才于1674年任命了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由于多明我会的阻挠反对,罗文藻主教延至1685年始得以祝圣。又过了241年,即1926年,在教宗本笃十五世要求“当极力培养本地神职”的“夫至大”通谕颁布7年之后,罗马教廷才又任命了6位中国籍主教。天主教在偌大的中国传了344年,一共才培养了7位中国主教,这符合圣而公教会的精神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国天主教会也挺直了脊梁,在普世天主教领域有了自己的形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空前上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今天,我们的天主教会也日益得到普世天主教会的尊重,我国广大天主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自信心也空前高涨。正像一个无比光明的前景展现在我们伟大祖国前面一样,一个无比光明的前景也同样展现在我国天主教前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国天主教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呈现出勃勃生机,目前全国有主教65位,神父约3100位,修女约5800位,教友人数超过600万,教堂及活动堂点6000多所,教务发展、牧灵福传成绩显著。

(三)、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对独主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认同

天主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神职人员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天主教进步人士提出过摆脱帝国主义控制、自办教会的主张。马相伯和英敛之就是当时天主教的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代表,特别是英敛之,敢于以教徒的身份公开揭露外国传教士的劣行,他们在中国天主教徒中树立了爱国的榜样。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许多爱国人士提出的自办教会的主张无法实现。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为中国教会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面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罗马教廷出于其反共的政治立场,做出了与新生的中国人民政权相对抗的错误选择,不仅不承认新中国,而且明目张胆地干涉我国内政、不准教徒爱国。他们以“有神无神誓不两立”为借口,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一再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人民政府合作,不准中国教徒参加人民政府支持的任何组织及其活动,不准阅读宣传革命的进步报刊,并以“违者将开除教籍”相威胁,胁迫中国天主教徒为其反共、反华政策“流血致命”,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神甫王良佐和500多名教徒率先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这个正义行动,在全国天主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195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热烈欢迎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社论。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11月17日接见天主教代表时更明确指出:“宗教界提出来的三自运动是应该提倡的。人民政府定加以支持和赞助。这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爱自己的祖国人人有责,包括天主教教徒在内”。他还亲切地教导和勉励大家说:“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是强者。凡自立者才有前途。中国天主教是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会的”。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从四川迅速发展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宗教界爱国人士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摆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教会的控制,从而使中国教会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此道路是完全正常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在信仰上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与世界各国天主教会一样,“只有一个羊群,同属一个牧人”(若10:16)。中国天主教之所以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局面,是我们坚持爱国爱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结出的硕果。

(四)、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对民主办教制度的认同

民主办教与梵二会议对教会进行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梵二会议提出对教会体制进行改革,使天主教适应社会现代化。《教会宪章》在教会学理论上作了一大突破,明确提出“天主子民”的观点,确认教会不是一个等级社会,也不是一种世俗的统治,而是一种服务性的团体,为“天主子民”工作的组织。因而原先金字塔式的体制将由以平信徒为主的同心圆的结构来代替。梵二会议还宣布要对教会实行“共同管理”,实行教会内各阶层的平等,给地方教会的自主权,实现教会本地化。并且,民主办教并不是新的创举,早在宗徒时代,便采用拈阄的方式拣选玛弟亚为耶稣门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会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教情,在牧灵福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民主办教制度,如代表大会制度、教区管理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等。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根据中国天主教实际,按照“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原则于2003年出台了中国天主教民主办教“三个制度”(《教区管理制度》《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主教团联席会议制度》《爱国会工作条例》)等。这些制度,是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总的精神是教会实现民主办教的机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其他国家教会所没有的,作为中国教会牧灵福传的特点,使基督的福音更好地融入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而成为教会“中国化”建设的重要保证。

(五)、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 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中国天主教必须自觉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在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同时,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儒家经典,中国人的伦理观十分丰富。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孝等伦理道德观,和基督福音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玛窦福音,山中圣训真福八端与儒家的思想接近。保禄宗徒处世的原则与中国人的伦理观有相似之处。中国文化重人伦、重现世和希望大同的倾向,更容易使我们明白福音中“天国”已经开始这个观念。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天主教,在基本信仰和教会传统不变的前提下,挖掘教义教规中积极的元素,让天主教在中华文化的滋润下焕发出斑斓色彩,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信仰内涵和生命源泉,这必将为天主教神学的形成、成长提供丰富的文化土壤,让天主教会具有鲜明而浓郁的中华文化特征。自天主教入华以来,就同中华文化展开跨文化的对话,颇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曾就其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切身体会而强调,要找出天主教教义与儒家等中国思想文化的相似性、共同性,证明二者之间可以互鉴互赏、相互包容、触类旁通。坚持不懈地努力推进教会中国化建设,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神学理论的中国化,才可能更好地把基督的福音融入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更好地建立起社会和谐、政教和谐的关系。我国宗教应当主动同我国文化和国情特点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照搬照套外国宗教发展模式,甚至把外国价值观作为衡量我国宗教的标准,我国宗教就会丧失身份认同,割断与母体的血脉联系。圣保禄宗徒强调“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福传理念,强调传福音应尊重本地文化。利玛窦是圣保禄宗徒福传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他以“适应”为主的传教策略取得的成功经验,已经得到整个教会的普遍认同,对现在和未来的福传工作仍然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出台的《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特别指出:坚持中国化方向要求天主教脱下西方的“茧缚”,穿上中国的“阐发”,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中华优秀文化的阐释,形成中国化的天主教信仰表达方式。学习、借鉴、吸收、拥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觉扎根中华文化沃土,汲取有益养分丰富自己。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教会应当倡导教会崇拜礼仪、圣乐诗歌、教牧服饰、教堂建筑等融入中国元素,使之蕴含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体现中国特色。鼓励以中国天主教生活、信徒见证和社会处境为源泉,进行释经、灵修、文艺方面的原创性创作。组织中国传统音乐旋律或地方曲调赞美诗歌的采风创作,编辑出版中国化的赞美诗歌,举办专场演出或文艺汇演,推动圣乐中国化。运用中国特有的国画、书法、篆刻、剪纸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作为天主教信仰的表现形式,组织艺术展览,激发中国化创作。提倡教堂建筑的多样化,鼓励教堂融入中国建筑风格或地方建筑特点。

(六)、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对社会责任的认同

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坚持基本信仰和基本教义的基础上,对经典教义作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阐释,作光作盐,服务社会,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信仰外延和发展动力。天主教信仰的伦理主要以圣经为准绳,弘扬博爱的精神,以上帝舍己的爱为价值取向,以及“爱人如己”为基督徒实践和追求的准则。天主教伦理倡导舍己、奉献、诚信、公义、和平、良善、勤劳、节俭等价值观,如《圣经》记载:“为人应慷慨好施”(箴11:24-31)、“与人相处要和善”(箴17:1-6)、“应勤劳孝顺”(箴19:24-29)、“盐是好的,但盐若失了咸味,你们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在你们身上应当有盐,又该彼此和平相处。”(谷:9: 50)、“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谷10:44-45)等,天主教信仰的内涵表达了人与上帝的和好关系,进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些教导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相适应、相融合,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相吻合。

国家的价值观是实现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价值追求的根本性保障。在建设富强的国家过程中,天主教也当尽心竭力,慷慨奉献,传递爱心,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群;社会主义民主给社会提供根本性的政治条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天主教也当以民主的态度参与其中。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以身作则,从我做起,以实际的行动体现出我们是一个文明的人、高尚的人和有信仰的人;只有和谐,社会生活才会安定稳定、团结有序,公民才会安居乐业,天主教应该积极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处理好与非信教公民和信仰其他宗教公民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理想共同努力。

(七)、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认同

必须坚持依法依规办好中国天主教会。加强自身建设,规范内部管理,依法开展活动,维护教会内部和谐与社会稳定,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法律保障。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确立了“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切实有效地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用法律调节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睦,且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对于中国天主教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它明确了天主教团体的自身职能,强调宗教界加强自身建设,为规范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政策保障。中国天主教需要不断提升广大信徒的法治意识,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并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中国天主教切身的利益。抵制异端邪教,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也是圣经的教导。中国天主教加强法治思维与管理方式,健全教会的规章制度,“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使天主教朝向法治化的健康有序道路迈进,依法依规办好中国教会。

八、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向世界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重大国际倡议。习近平的讲话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为进入“不确定模式”的世界指明方向,正当其时。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思想也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并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理念已经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体现这一理念已得到全球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回答了困扰人们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重要问题,是对“和而不同”“义利统一”“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启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妥善处理文明间宗教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作为宗教界的一员,就要与宗教界一道,坚持和平和谐、反对极端主义、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与历史虚无主义,为中外文化互动交流提供务实有效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坚持中国化方向是中国天主教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普遍共识、基本认同,并且,时刻牢牢把握时代的特征,时刻不忘责任及神圣使命,明确我们的使命与任务,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牢记使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走好天主教中国化的发展之路,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要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作出新贡献。

拓展阅读:

简介DOCAT 天主教青年社会训导

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携手各界支援黑龙江抗疫 首批物资顺利抵哈

圣座教义部公布致全球天主教有关男女在教会合作书

全球天主教徒人数为十亿九千八百万

守望相助 爱满荆楚——湖北天主教与全国天主教界携手并肩抗“疫”记

印度天主教会与亚述东方礼教会联合发表有关圣事文件

浅谈教会为何强调——婚姻的不可拆散性

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援助洪灾灾民

Tags:

相关文章

站点信息

  • 文章统计24089篇文章
  • 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