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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汶学者称中国天主教建筑有助体现本地化特色

2020-03-27 09:58:00本位神学 人已围观

简介  中国大批天主教建筑今年五月获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主教鲁汶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高文士(Thomas Coomans)此前在港主持活动时接受《公教报》专访指出,曾占中国百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徒促...

文前导读:

基督教与文化的冲突

学者:关于清明基督徒祭祖情况调查问卷的分析

  中国大批天主教建筑今年五月获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主教鲁汶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高文士(Thomas Coomans)此前在港主持活动时接受《公教报》专访指出,曾占中国百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徒促成了不少天主教村及建筑群,它们随着信仰本地化而愈见中国色彩。

  来自比利时的高文士六月为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及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合办的“神圣空间”讲座演讲,题为“自成一角:中国转变时期的天主教传教与建筑空间策略”。他在讲座中指出,中国的天主教建筑群经历过不少劫难,许多已随年月受损或拆毁,不过这些建筑已为中国教会的成长缔造不少成果。

  高文士说,教廷传信部协调修会和传教会在华的传教工作,传教士于明、清两代已兴建教友村和教会建筑服务教徒,而一九二四年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主教会议,见证了本地教会成长,中国教会逐渐由国籍主教和司铎领导,这个年代的教会建筑亦反映了信仰本地化。他说中国沿海和中部都有不少教友村,部分如围村,甚至碉堡般,建筑亦相当讲究,耶稣会便曾推出过建筑指引。

  他说:“修会不购买墟市嘈杂之地,村内的教堂和住房的方位亦会因方向和日间光线,如祭台要受日出东方的光照,民居则向南。”他说昔日中国的教堂,男、女教徒要分坐两边参与礼仪。“中国教徒会于基督君王节举行圣体出游,让公众认识他们的教友身分。”

  不过,他说部分民众不喜欢传教士,并因误会和冲突而产生“教案”。他说清代的教案和动乱令许多教会公教村消失,如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之乱、十九世纪末的天津教案、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事件等;其中义和团事件破坏规模较大,不少教友村和教产被毁,教徒被杀,部分建筑于动乱后重建。

  谈到为中国教徒熟悉的佘山,他说该处大殿的兴建背后有一段故事。一八六八年,针对教徒的暴力浪潮快要波及江南之际,当地耶稣会传教士与教徒祈祷,表示若能够渡过危难,必建造一座大教堂献给圣母,结果江南得保安全,教会亦于一八七一年建成佘山圣母进教之佑大殿,山顶更安置了当时先进的天文仪器。

  高文士说,隐修团体在非洲和亚洲兴起,建立隐修院,把另一类教会建筑带到中国。他指出,严规熙笃会十九世纪末在河北杨家坪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隐修院“圣母神慰院”,惟于一九四七年被毁,好些内地隐修士迁移到香港,并兴建了大屿山神乐院。

  谈到香港,他说太子道的圣德肋撒堂曾有一段轶事,据称主教原本希望建造有中国风格的圣堂,但为回应该区葡萄牙教徒的诉求,最后建成目前的仿哥德式风格。

  他席间对《公教报》说,香港不同基督宗派林立,造就了不少精采的基督宗教建筑。天主教方面,从初期的仿哥德式,到近年圣堂的现代建筑风格。他说香港教会有不少具备历史价值的建筑,如香港仔的圣神修院(前身为华南总修院),而昔日的天主教建筑,背后曾有一群熟悉天主教建筑的外籍教徒建筑商协助建成。

  高文士研究欧洲与中国的天主教建筑,亦考察过不少香港教堂。谈到他对教堂的感情,他说:“我生于比利时,那里九成九教堂都属于天主教,我亦住在教堂附近。小时候我会爬到屋顶,探究不同的建筑,这份对建筑的好奇心促使我长大后投入相关的研究工作。”他强调教堂不祇是弥撒和礼仪场所,更对生活有深层意义,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完】来源:《公教报》。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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