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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界委员谈基督宗教中国化

2020-03-27 09:58:16本位神学 人已围观

简介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议题古老而常新,早在唐朝景教入华之时,就已经拉开了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序幕。由于基督宗教在华的传播时断时续、跌宕起伏,因此,其“中国化”的历程也复杂多变。当今中国倡导积极引导宗教与...

文前导读:

浅谈庄子的逍遥游对基督徒福传的启发

拉辛格视域中的宗教交谈及其相对主义理论

新时代的中国教会——谈谈梵二精神与本地化

如何实现对佛教的交谈?

 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议题古老而常新,早在唐朝景教入华之时,就已经拉开了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序幕。由于基督宗教在华的传播时断时续、跌宕起伏,因此,其“中国化”的历程也复杂多变。当今中国倡导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特别要求中国宗教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天主教界与基督教界如何看待“中国化”问题?他们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方面的实践?两会期间,记者特别采访了天主教界和基督教界的委员。

  沈斌:天主教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江苏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沈斌说,“自福音开始传播,就产生了文化适应的问题。基督的信仰来到一定的文化环境里,本地教会的成员以其文化特质、本地语言及生活体验表达对基督信仰的经验;福音讯息与本土文化的接触产生互相激励的作用,福音能寓居在本土文化里,而本土文化也能得到灵感,发生转变甚至有新的创造。天主教在中国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这一过程。”

  沈斌强调,天主教传统信仰必须以《圣经》、圣传为依据,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普世教会,这个信仰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能变。沈斌说,“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提出天主教中国化,基督福音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天主教之所以提倡教会的本地化,就是为了使各地教会能够植根于自己所生存的土地,做到自主自立,从而让福音的传播适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得以广扬。”

  沈斌认为,基督徒天国使命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结合,让信徒、教会、国家成为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天主教中国化。中国化不是政治化,而是教会愿意与国家同甘共苦,一起分担国人的悲苦、忧伤、成功与希望。

  那么,天主教中国化有哪些方面的具体实践呢?沈斌指出,第一是礼仪上的中国化。“教会的现存礼仪传统中有拉丁礼仪、拜占庭礼仪、科普特礼仪、叙利亚礼仪、亚美尼亚礼仪等。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天主教的礼仪模式呈现多元化。因此,‘梵二会议’同意地方教会使用本地语言举行感恩祭,倡导礼仪改革即礼仪本地化。所谓礼仪本地化,是指如何把在教会敬礼中的有机的文本和仪式加入到一个具体的本地文化当中,从而使本地文化的语言、思想和礼仪模式也能被吸取到教会的礼仪当中。本地化的礼仪使人们感受到本地文化,识别出自身文化。教会的礼仪必须要经过本地化,使之不被认为是纯粹的外来之物,这样才能让人们感到更亲切,更有归属感和参与感。因此,中国教会的礼仪当然也应该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仪。”

  关于神学的中国化,沈斌认为,天主教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欧美神学和经院哲学,中国天主教尚没有及时对传进来的欧洲神学思想进行扬弃性研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沈斌说:“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有自己的哲学和神学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只顾照搬欧洲传来的神学和哲学,我们神哲学院的修士们仍然在使用以士林哲学及欧洲文化为载体的教会神学。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成立了神学研究机构,但我们可以和发展中国家天主教神学的发展作比较:南美有‘解放神学’,非洲有‘黑人神学’,菲律宾有‘草根神学’,中国天主教会有怎样的神学呢?今天,我们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但还没有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相称的神学思想。我们应该加大对神学的研究力度,早日形成为中国大众所能接受的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体系。这样,我们才能说中国天主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中国天主教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

  此外,沈斌认为,还应有政治与管理层面的中国化问题。他指出,中国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爱国爱教的道路,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使教会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努力对天主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新阐释,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作贡献。“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不断充实新的时代内涵,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等方面作出新努力,要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作出新贡献。”

  沈斌认为,中国化应具体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和实践。

  第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从根本上解决天主教对当今中国的政治认同。爱国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也是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基础。”

  第二、提高法治化水平。“要强化法治意识,注意学法知法、用法守法。要正确看待公民与教徒、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始终牢记公民身份高于教徒身份,始终牢记宗教可以无国界、但国家一定会有边界。在当今时代,国家仍然是保障人个体生命安全的最终堡垒,是保障人个体利益的最后防线,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

  第三、要推进民主办教。“民主办教的目的就是调动教会内的积极力量,推动教会的牧灵福传工作,促进教会与社会的和谐。按照‘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原则,通过一些制度和会议形式,在主教之间、主教与神父修女之间、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形成团结,产生合力,共同推进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民主办教的目的是使人意识到天主子民共同分享主基督的先知、司祭和君王职,能让这种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本地化神学思想构建中,成为我们中国教会自身的福传模式。”

  第四、要推进公益慈善工作。“公益慈善是对基督爱的诫命的具体实践与见证。中央六部门印发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团体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该文件给予了宗教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我们要积极兴办老人院、孤儿院等公益慈善机构,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大众送去更多的关爱。只有这样,教会在社会上的正面影响才能日益扩大。”

  沈斌最后指出,天主教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要在教会的日常工作和社会参与中,与改革开放同步,与国家发展同步,与国家振兴同步,最终使中国教会的牧灵福传工作推向新的高潮。

 徐晓鸿:基督教中国化是发展自身并与敌对势力斗争的有力武器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会长徐晓鸿说,“基督教在近代曾经被殖民势力所利用,但当时的基督教界也为近现代的中国各项事业作过一定的贡献,比如在教育、医疗方面。但是,那个时候自主权不在中国,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吴耀宗先生发起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

  徐晓鸿认为,现在中国的基督教虽然在组织机构上实现了独立自主,但是还需要更深层次地在思想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更艰巨的任务。“1998年以后,基督教在丁光训主教的倡导下提出了开展神学思想建设,要从神学上来解决殖民时代遗留的一些旧有的思想问题。丁光训主教是最早使用‘中国化’一词的,神学思想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从神学思想上中国化的过程。我们现在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达到3个认同:与中国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达到这3个认同,基督教就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而不再是洋教。基督教现在虽然已不是外国人办的,但实际上它的‘洋教’形象还是有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悲的事情。但也有可喜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基督教界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拾人牙慧,必须将中国基督徒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对于神学的理解,也包括三自爱国运动60多年的成功经验,总结升华为神学思想,这是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可以成为中国基督教对普世教会的贡献。”

  徐晓鸿说,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倡导建教堂不要都是哥特式的、西式的,应该吸纳中国元素。我们的赞美诗也是这样,不一定都要用西方的曲调,可以融入民族曲调、民族元素。基督教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如此,绘画、雕塑等等,我们都主张能够融入中国元素。”徐晓鸿告诉记者,基督教全国两会正在努力把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转化为讲台信息,希望牧师的讲道融入中国化的元素,讲道时举的例子尽量贴近现实、贴近信徒,而不是都举外国人的例子,让信仰与现实处境结合得更紧密。

  徐晓鸿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教中国化不同于以往所说的本色化和处境化。本色化更多是从文化上来考虑,处境化更多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化则是兼而有之。徐晓鸿强调,“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化是要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相融合、相适应,基督教要适应的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也可以说是要符合主流文化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督教中国化意义重大,当然,我们还在推动阶段,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

  徐晓鸿还指出,对于中国化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说为什么一定要基督教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基督教化。从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不论在哪个国家、地区,都是需要本土化才能生存发展的。一些抱有这种想法的国内外势力实际目的还是西化、分化中国,这里确实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斗争,境内外现在有一些势力也一直在和我们争夺信徒,而基督教中国化是我们发展自身并与之斗争的有力武器。”(《中国民族报》记者 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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