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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远的辫子与天主教的本地化

2020-03-27 09:58:22本位神学 人已围观

简介  正如在一些论述刚恒毅枢机的作品中那样,在许多论述雷鸣远神父的文章中也是一样:通过对《雷鸣远神父传》和《雷鸣远神父书信集》的引述与解读,存在着某种夸张、甚至错解的本地化论调。事实上,“本地化”的意义...

文前导读:

  正如在一些论述刚恒毅枢机的作品中那样,在许多论述雷鸣远神父的文章中也是一样:通过对《雷鸣远神父传》和《雷鸣远神父书信集》的引述与解读,存在着某种夸张、甚至错解的本地化论调。事实上,“本地化”的意义并不是适应一切的风俗文化,换句话说,本地化并不是不求考证地照单全收、把福音精神与本地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强行地结合在一起。笔者以为,这种局面既已出现,主要是由于在界定本地化的意义上,不同的论述者采取的角度、自拟的规则是不尽相同的,以致造成了假本地化与真本地化混淆的乱局,更出现了以本地化之名扭曲福音精神和教会训导的说教。

  本文旨在通过重新阐述雷鸣远神父的某种作为,指出一种当前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本地化论调。诚然,目前针对雷神父的各类论述文章已然十分丰富,评价上也趋向一致;若是有所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但为了严肃对待“本地化”的议题:纠正错误的言论,传输福音的神圣价值,尝试从“辫子”上作出议论,还是必要的。

、有关雷神父辫子的记述及由此引发的本地化论述

  有关雷鸣远续留辫子的事件,很多以他为本地化案例的议论文章中都曾涉及过,并把“辫子”作为其本地化行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彻底本地化的一个象征,也是大有人乐见的。如果作为“圣人传记”式的演绎,尚属可行,若是在本地化的议题中举证出来,就需要严肃对待了。我们在此,只是截取主要段落和主要评论作为依据,其他人的类似引述和评论,则置之不理。

1. 根据《雷鸣远神父传》记载:

  他初来中国,即依照中国的一切习俗,要尽其可能的中国化。是的,要全力的中国化,只要是中国的,无论什么,除去了罪恶,便都是好的,可以仿效的。他来中国的时候,大家都留着发辫,他既然锐意中国化,自然也要戴起发辫来。可是,中国人的头发是黑的,他的头发是褐色的,没有办法相称,他便想到了他的小妹妹蜜嘉的秀发与他头发颜色相似,于是他就写信给他的妹妹,要她为传教的缘故,将她的秀发捐赠给他。他的小妹妹便毅然将发辫剪了下来,大约在七八月间,就寄到了他的传教地方,这样雷神父就完全中国化了。等到民国初年,男子又开始薙(剃)发,雷神父立刻将自己的发辫剪下,邮寄给他的妹妹:“好了,我现在将我的发辫捐赠给您!”

2. 雷鸣远神父不仅自己钟情于当时的辫子,也乐意将这种入乡随俗的变通方式,推荐给其他传教士采纳:

  在了解并使用中国礼节及追随中国风俗和学习中国语言上,雷神父常常教导并鼓励他的西方朋友们,遇有机会,便极力协助他们达到完善的地步……贾国安神父写道:“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认识中国礼规,并使他们能在日后矢忠的遵守,而得到人们的爱戴和同情,这样自然容易发生传教的作用……在雷神父到达天津以前,包神父已经不戴假辫子了,我(贾国安)根本没有戴过它。雷神父是有真正的发辫的,因为他的榜样,以及他给我述说戴发辫的种种好处,我也想戴它了。”

3. 在雷神父的续留辫子事件上,曹立珊神父评论到:

  雷神父不仅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而且反其道而行。他依照基督和圣保禄宗徒的精神(迦4:4-5;格前9:19-23)“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人”,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他穿中国服装,吃饭用筷子;当时(清末)国人男子还在留发辫,他愿意立刻变为中国人,曾写信给胞妹,要她剪下金发寄来,让自己用来结成一条发辫,佩带头上。

4. 在雷神父的续留辫子事件上,赵雅博神父评论到:

  一条发辫的事情虽然小,但是其中国化的意义,则是很大的。雷神父秉性豪爽,不肯做半吊子的事,他要事事中国化,他要处处表现爱中国,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便是好的,尽管是陋俗卑风,只要不是罪恶,他便认为可以实行。

二、“辫子”作为教会本地化的象征?

1. 满清帝制和“辫子”

  雷鸣远神父所钟情的男子蓄辫礼,尽管已经在中国流行三百多年,若是查考史书,它并不是汉族民众的生活传统,也不是儒家文化的形态。相反地,辫子却是一种在中国社会中汉族人受屈辱被压迫的标记。根据章炳麟(1869-1936)的考证,中国人束发戴冠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只有在满族人入关后,才剃去了汉人头颅的四周,将中间的头发挽起来垂到后颈,甚至接近臀部的位置。他声称,辫子是一种典型的夷狄习俗,与汉族民众的生活没有任何牵涉。

  “留辫”是一个屈辱压迫的标记,这在所有正直的汉族人,尤其儒家弟子的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上可以清楚,为什么从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后,全国掀起了男女装束的大变革,有的革命军干脆恢复了宋朝兵勇的装束。钱玄同(1887-1939)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特意改换了自己考证出来的“深衣”和“玄冠”。这一切都透露出对满清统治集团的痛恨和对满族各种习俗的抵制,甚至玄同在《新青年》上还发表文章,声称推翻满清的目的,就是要让国人摆脱奴隶的身分,重新做一回人。

  至于那些包括孙文(1866-1925)在内的革命党人,喊出的“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满清帝制的否认,并且是玩儿命地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满清皇族以及从帝制政府获得利益的汉族遗老们则视孙中山、章炳麟、邹慰丹、吴稚辉等人为“乱党”了,并将他们鄙夷为天下大乱的祸根和斩草除根的对象。从当时社会的种种变革现象可知,在这些汉族民众的意识里,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不能够与满族人的生活习惯混杂一起的,发型的改变事体虽小,却是一种公开的反抗,对雷鸣远时代而言,“中国化”的意义很大。

2. 被迫接受的不就是正当的

  满族入关后,当强迫汉人剃发留辫时,即执行了一套所谓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暴力措施;对于那些拒不剃发留辫、忠于中国文化的汉人,让满族人看来,是不折不扣的头脑顽固、犟劲十足的人。自然地,这些人在轰轰烈烈的剃发运动中,脑袋是被摘去了。有些晚明皇室后裔和忠于汉族皇帝的儒家弟子,干脆自行解决,削成了和尚一般的光头隐居起来,仍旧不肯对异族的压迫表示屈从。我们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清初史书中发现,正如那些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所言,满族之于汉族是不折不扣的“征服者”和帝国主义,满族人的辫子之于汉族民众,就是理所当然的文化侵略。在思及这段历史的变迁时,儒家传人牟宗三(1909-1995)的直接评价是:满族的统治实为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一大摧残劫难。可惜的是,雷鸣远只是爱读《四书五经》,对风俗习惯的历史演变没有一点的认识。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我们自然不必强求,但“辫子”在革命派那里,尤其是在雷鸣远和刚恒毅都尊敬的孙中山那里,是着实不能接受的。

  男人的辫子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价值和福音或教会本地化上的意义。坚持男子的续留发辫,还不如向天下所有的女子推行“裹脚礼”、向所有的男人推行“叩头礼”更具中国文化史的渊源,更符合当时女子们幽居闺阁、谨守三从四德的精神,更符合君臣之义、尊卑之别。“叩头礼”,《周礼》、《左传》、《大明会典》等都有记录和意义上的说明;而向女性推行的“裹脚礼”,无论是在儒家文化支撑的汉族皇室内、达官显贵的玩乐中,还是儒家学者的家庭生活中,多给予了默认以致肯定,例如南宋儒子朱熹就曾在福建各地推行过。不过在雷鸣远的时代,尤其当那些革命党人如火如荼地“反满”之际,满族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要遭到清除的。作为晚清思想家的章太炎,对满清异族的统治早有痛恨之心,不过真正显露其“排满”言论的时间,则稍晚一些,大概是一九零零年,最早的抵制情绪则暴露在一八九八年,因为在这一年,他呼吁以孔子的后裔做“共主”,用以排斥满族皇帝的不法统治。作为语言学家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钱玄同,在《语丝》上披露自己十八岁那年(1904年)的四月廿五日下午四点钟,主动叫了一名“剃发匠”到家中,剪掉了头上的那根辫子,借以发泄内心“义不帝清”的大志。我们完全能够这样领会:举凡那代对国族有所担当的人,无不视满族及其帝制为华夏族群的死敌。

  有论者指出,雷鸣远神父因时而动,后来自己也剪掉了辫子;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这种选择是明智的。在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两股政治势力正在压制与反压制中激烈冲突;无论怎样,天主教会适应中国的文化,就不能适应满族的发辫,论说者断不要以此作为“本地化”的实例,举证出来供后人传说与赞赏。在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发辫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发式”,不留发辫难道留一个光头?这便涉及到“本地化原则”的问题了,而非什么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议题,是需要分别对待的。如果非要把这个“本地化原则”套用在雷神父已经蓄起来的“发辫”上,也只能够理解成:与汉民族同甘共苦的象征、热爱中国人民的友善行为,即便雷神父本人不懂得辫子是屈辱的标记也无妨。我们依旧能够从他的留辫行动上,阐释出他对周遭人群的随和与关爱。若是有人要把他的“辫子”描写成彻底地福音或教会本地化的表达,则是胡乱嫁接的本地化议论。反过来,从另一面考虑,如果那样的话,雷神父后来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不就矛盾了嘛。显然,被强迫接受的不就是正当的。

三、结语:雷鸣远的爱德

  福音或教会本地化原则的论述,在各类著作中已经很多,有的也非常合理,我们自然不必赘述。当前需要进一步关注、澄清的是:人们当然能够把天主子降孕为人的奥迹,耶稣不废除法律而是成全法律的教训,甚至孩童耶稣也接受犹太教“割损礼”的事迹,作为福音或教会本地化的论说依据,以维护雷神父续留发辫的合理性,正如已经有人在论述中做过的那样。若是如此,更大的问题就来了,保禄宗徒要求宗徒们废止“割损礼”不就成了在耶路撒冷反对本地化吗?还是如同伯多禄宗徒那样见机行事:与犹太人吃饭时不吃不洁之物,与外邦人共餐时就吃不洁之物一样,更加本地化(保禄的名言: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人)呢?或者说,雷神父留了辫子便本地化了,其他传教士不留辫子就没有本地化呢?以雷神父的辫子说明他在提前实践教会本地化的训导,在理论上根本不具有进一步推敲的深度。

  我们应该主张的是:雷鸣远神父时时处处表达基督爱的精神。这才是正确的诠释之道。正如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斐2:6-7)。天主子的降生就是不嫌弃我们的卑微、不厌恶罪人的污秽。我们却不要在意他留的是平头还是长发,穿的是长袍还是唐装,这一切都不在说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赎人类,只是随个人的自由,想像去算了。雷神父的辫子显然是基督爱我们、愿与亚当子孙同在一起的表达,而不是要力行“本地化”的意图所在,更不要说他正在实践本地化的教会训导。

  如此理解,雷鸣远便是基督博爱的使者。这个被基督感召、被圣神催迫的传教士,具备自己一贯的高看中国人和中国神职的精神,正如他在书信中,经常表现出的那样:“关于这些好弟兄们的德行,这里我本可做冗长的报告……您(汤作霖神父)会跟我说老王卖瓜:‘我的孩子都乖巧’。他们优点太多,真说不完,而只能说,他们在度一般初学生的生活,确有突出的英豪行为,有独具高水平的热诚……”;他又在另一处说:“我绝不喜欢谈论我的孩子们,我更不愿在‘外人’(外国人)前公开提出他们的污点和缺点,因为是他们跟我友善,是他们信任我,我才能够认出他们的短处……”;雷神父当然清楚自己的爱德,实在是烧得过了火候,“在任何假定中,我要爱中国和中国人;很可能这种先决的倾向会影响我的判断,并对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部分客观价值。但这并不重要……”对这样一位怀着赤诚或“愚诚”之心的雷鸣远司铎,当然没有必要把“本地化”的标签粘在他的脑门儿上,从而建立一套走了样变了质的福音或教会本地化的理论的啦。

(注解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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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闵兴业,意大利宗座传信大学神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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